这些年，除了写作，苏童将最多心思倾注在他的花园里。这个肤色黝黑、精神矍铄的中年 “园丁”，每天在院子里摆弄花草，从调整娇嫩花草的摆放位置到为它们浇水翻土，乐此不疲。满园花草的枯荣交替，那些精心照料却突然枯萎的遗憾，与被弃于角落却寒冬后发芽生长的惊喜，都让他深深感受到：花草的世界，正映照着他所理解的人生 —— 有死亡，有重生，有枯荣。而这种对生命的体悟，也悄然改变着他的写作：如今的他愈发坚信，生存比死亡更值得书写。
从 “香椿树街” 到 “咸水塘”：写作地理的拓展与深化
苏童新作《好天气》的问世，距离其上一部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已过去十二年。这部最初计划超过百万字、名为《咸水塘史》的作品，最终被他 “腰斩” 至五十万字，并赋予新名。书中的地理标签 “咸水塘”，虽看似与他此前创作中标志性的 “香椿树街” 不同，实则是其地理坐标的自然延伸 ——“往北挪了几公里就到了‘咸水塘’”。
创作过程中，苏童本无意回到香椿树街，却被故事里 “母亲” 的脚步牵引，“被香椿树街‘打了个伏击’”。这种创作中的 “不可抗力”，让 “咸水塘” 成为香椿树街的拓展与延续。与聚焦市民生活的香椿树街不同，“咸水塘” 的故事属于郊区，承载着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交汇碰撞的猛烈变化。一方水塘，五色天空，切割着生死与城乡，延续了苏童标志性的梦幻笔触，却也注入了对时代变迁更深刻的观察。
对于新作，苏童坦言收到的多是赞美，他笑称这让自己 “沉浸在一种并不真实的快乐的情绪当中”，但也不排斥批评意见。这种从容的态度，恰如他对写作地理的处理 —— 既扎根于熟悉的生活场域，又不断拓展边界，在延续中寻求突破。
生存比死亡更值得书写：创作理念的静悄悄的变化
读过苏童早期作品的人，常会被其中幽森阴郁的氛围、与死亡相关的故事所触动。年少时的写作中，死亡似乎是故事 “相对容易的出口”，笔下人物的死亡来得轻易。而如今，这种情况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。
“中年之后，我笔下‘没有一个人物可以随随便便死去’。” 苏童如此描述自己创作心境的转变。在他看来，随着年岁增长，生存的意义愈发凸显，成为更值得深入描写的主题。这种转变并非刻意为之，而是源于对生命更深刻的体悟 —— 在花草的枯荣中，在岁月的流逝里，他愈发感受到生存的韧性与力量。
早年写作中，死亡或许能带来强烈的戏剧冲突，但现在的苏童更关注生命在困境中的坚守与延续。《好天气》中，人物的命运交织于时代变迁的洪流，他们的挣扎、坚守与成长，成为书写的重心。这种从 “死亡出口” 到 “生存赞歌” 的转变，标志着苏童创作的成熟与深化。
园艺与写作：在花草世界照见人生
苏童与园艺的结缘，始于买下带院子的房子。从最初院子的 “一塌糊涂”，到亲手种下第一束花，再到照料满园花草，他笑称自己是 “被自己诱惑着” 成为了园丁。每天在花园里忙碌一个下午，施肥、移盆、翻土，这些看似琐碎的劳作，对他而言并非休闲，而是日常，是 “对生命负责” 的体现。
花草给予苏童的，远不止视觉的愉悦。它们的枯荣交替，那些突如其来的枯萎与意外的繁盛，都让他对世界有了更直观的认知。“花草这个世界其实在映照着我所设想的整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枯荣、死亡，和它的重生。” 这种观察与体悟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写作。
他将对花草生命的珍视，投射到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上；从花草生长的韧性中，汲取描写生存力量的灵感。园艺与写作，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，在苏童这里实现了精神上的贯通 —— 都关乎生命，关乎责任，关乎对世界的感知与表达。
文字的温度与结构的技术：对小说本质的思考
在苏童看来，中长篇小说必然有结构，结构也无疑是一种技术，但 “所有的技术都是没有温度的，而小说的温度是由文字散发的”。读者被小说打动，往往不是因为结构的精巧，而是被某个细节、某段文字所传递的情感与气息所感染。
《好天气》中，许多读者喜欢 “鬼凳” 这一意象 —— 奔跑的凳子，这与结构无关，却充满了文字的力量。苏童认为，读者感受到的是文字融合后超越感官的气息，这种气息才是小说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技术结构可以完美科学，却无法产生这种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这种对文字与结构关系的理解，体现了苏童对小说本质的深刻把握。他不刻意追求炫技式的结构设计，而是将重心放在文字的打磨与情感的倾注上，让小说的温度自然流淌。
时代变迁中的写作：从 “神隐” 到面对碎片时代
十二年的创作周期里，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这给苏童的写作带来了挑战 ——2016 年写下的人物，到 2021、2022 年再次出现时，他甚至会忘记名字。面对这种时间跨度带来的困难，苏童选择在时间上做一个了断，将故事聚焦到自己更有信心的 90 年代，书写郊区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消失，为那个时代的郊区唱一首挽歌。
“我认为这部小说，还是比较准确地呈现了郊区是如何一点一点消失的。” 这种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捕捉，源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。而身处短视频时代，苏童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作家。录制读书综艺《我在岛屿读书》时，他最初有些抵触和不适应，如今却已习惯 “经营自己的碎片”。
“我们都活在巨大的碎片里。” 苏童如此描述这个时代。八十年代，作家躲在文字背后，依靠模糊的照片维系着神秘感；而现在，神秘感不复存在，作家不得不走到台前，成为被公众注视的具体形象。他坦言，这种变化让作家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改变，读者会将文字与作家的具体形象关联，但没有作家能完全匹配读者的完美想象，对此作家必须坦然面对。
文学不死：在小众中坚守价值
面对非虚构兴起、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，关于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。苏童却显得从容淡定。他认为虚构类小说、诗歌等本就是小众的，市场的低迷或狭窄都属正常。“小说无用，音乐无用，美术也无用，但它们依然存在，且不会消亡。”
在他看来，科技并非文学的敌人，ChatGPT 等人工智能写出来的是人们已看见的东西，而作家的意义在于写出 “还没有被看见的东西”。这种对文学独特价值的坚信，让他在时代浪潮中保持着清醒与坚守。
对于电影等艺术形式的所谓 “式微”，苏童也持相似观点：“好电影还是有人看，不可能没人看。” 他反对匆忙得出 “某门艺术已死” 的结论，认为这些艺术形式只是可能不被某些人喜欢，并非真正 “病了”。这种理性的态度，体现了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 —— 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大众的追捧，而在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。
结语：在花草与文字间，书写生存的力量
从摆弄花草的园丁到专注写作的作家，苏童在两种身份间找到了平衡与共鸣。花草的枯荣让他体悟生存的意义，写作的深耕让他传递生命的力量。《好天气》的问世，是他十二年创作心血的结晶，也是他对生存价值的一次集中表达。
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，在文学面临诸多挑战的当下，苏童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写作的初心 —— 关注生存，倾注真情，在熟悉的土地上不断探索，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敏感与思考。正如他在花园中照料花草般，他也在文字的世界里，精心呵护着每一个人物，每一段故事，让生存的美好与韧性在字里行间绽放。这或许就是他想告诉我们的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，生存永远值得被书写、被赞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