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车相遇与《家锁》：揭开原生家庭问题的序幕

2022年初夏，作者在电车上遇到一位向自己问路去精神科医院的中年女士。女士的儿子本硕连读、成绩优异，却因失恋出现严重自残倾向，被警察送到精神科强制治疗。作者后来与这位母亲多次交流，得知孩子出院、退学、回国的消息，孩子还曾对母亲说出“你们只知道让我好好学习，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”这样扎心的话。这则故事让作者想起谭蕙芸的《家锁》，一本将“家”作为新闻现场的书，书中展现的家庭困境与电车上母亲的故事有着相似的痛点。

《家锁》中的家庭困境与东亚家庭问题

面子秩序

谭蕙芸一家90年代中期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，熟悉的环境被颠覆，多重震荡使家庭走向断裂边缘。书中父亲是传统父权制的代表，是家庭绝对权威，所有重大决定都由他做出，但当家庭出现问题时，他却常表现出逃避态度，如“他不肯吃药，我有什么办法”。母亲则完全自我消失，依附于丈夫，失去自我感和判断力。这种“面子秩序”在东亚家庭中很常见，人们习惯在亲友面前报喜不报忧，把焦虑等情绪压抑，移民后这种“面子”观念更重，回避“丢脸”词语。

畸形的家庭分工

父亲作为家庭经济支柱，拥有绝对权威，却不愿承担相应责任；母亲完全依附丈夫，失去自我；孩子被过度保护，生活自理和社交能力不足。像谭蕙芸的哥哥，学习成绩优异但生活能力极差，面对挫折毫无应对能力，这是“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”的典型，也是很多东亚家庭孩子的缩影，这种教育方式剥夺了孩子能力发展的机会，成为心理问题的根源。

移民家庭的社会融入困境

移民经历增加了家庭问题的复杂性。语言障碍使蕙芸父母在加拿大面临交流、就医等困难，他们只去广东菜馆、找会说粤语的医生，不与当地社会融入，导致社交隔离，家庭关系更加窒息。同时，照料劳动无限放大，母亲失去自我。中西方在精神疾病认知和治疗方式上的差异，让父母难以接受专业治疗建议，延误治疗时机。

谭家的应对与四把钥匙

回流香港

谭家在经历父亲中风入院、母亲失智严重、哥哥停药2年等问题后，原有的畸形系统坍塌，选择“回流香港”，把人放回到可获得支持的制度与网络中，重新搭建日常生活。

四把钥匙

 • 臣服——顺势而为的智慧：蕙芸面对年富力强的父亲，不正面硬碰，等待父亲中风住院、观点刚性软化的窗口期，推进回流等事宜。她不与“面子”正面对抗，重塑体面对象，如让父亲在老年大学教书法，让父亲好友游说请菲佣照顾生活，把能量引向有用方向，顺势而为。

 • 发心——善意引导的力量：对于“把自我并入丈夫”的母亲，蕙芸用“奖赏—惩罚”组合拳，以陪伴为奖赏，让母亲恢复最小自我，拥有与父亲短暂分离的时空，以善意为内核，灵活运用方法。

 • 面对—接受—处理—放下：蕙芸面对家庭危机，不否认、不绕开，承认自己的焦虑和抑郁症。她把亲人的指责等当作“病程的一部分”，接受现实边界，同时用记者基本功搭建支持网络，为哥哥建立表达通道，放下“必须痊愈”的执念，与病共处。

 • 赋能，把个人困境接入公共资源：蕙芸从“巴士妈妈”的故事中获得力量，看到人性光辉和希望之光。她认为不必像自己一样优秀，但可以从他人的努力中找到路径，将个人困境与公共资源连接，为解决问题赋能。

走出困局的思考

原生家庭问题常常让家庭成员用“体面”遮住真相，用“牺牲”替代成长，用“成绩”代替能力，用“沉默”掩盖痛苦。真正的体面是里子做足，面子自然会来。如《家锁》中哥哥的作品被展出，一个长期被沉默的生命被认真看见，这比头衔更体面。我们这一代东亚家庭，应把“让别人看见什么”转为“我真正希望成为什么”，臣服于时机，发心于善意，面对而不逃避，赋能而不孤独，如此，普通人也能在走出原生家庭困局的道路上找到希望。